中国的文官制度始自西汉，在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，中国最早出现了文官制度，这与公孙弘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。相较于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外戚和宦官专政，以文官为核心的官僚制度是相对理性化的，起到了缓冲剂的作用 。文官任职之前经历过儒家五经的洗礼，除了官僚系统的制度约束以外，他们的行为处事还受到了内心道德信念的制约 。
这套文官制度在汉代延续了下来，一直到王莽时期 。王莽掌权之时，文官制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。许纪霖援引马克斯·韦伯的说法讲到，韦伯提出一个政治家不仅要有信念伦理，还要有责任伦理 。信念伦理只对政治家的动机负责，只要我的动机是善的，我代表了天命顺应了民意 。责任伦理则要求政治家对行为的结果负责，要通过行为的结果来检验坚持的信念是否正确 。“用今天的话说，政治家要接地气，要有人情味 。”从董仲舒到公孙弘，儒家信念最后落实为一套文官体系，就是在制度上试图实现一种微妙的平衡 。
史学也是“人学”
公共史学与非虚构写作
历史非虚构写作是如今学术出版炙手可热的领域，几位嘉宾也与《祥瑞》作者张向荣一同探讨了公共史学和非虚构写作面临的挑战 。
有些史学专业人士也许会对张向荣这样的“跨界写作者”表示质疑，但许纪霖不这样认为 。许纪霖说，史学也是“人学” 。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，最终它是由“人”构成的，它所描述的对象都是由“人”构成的活动 。目前市面上有些历史专业著作都是“只见事不见人”， 工匠气十足，这些作品在许纪霖看来是没有灵魂的 。如今的读者需要的恰恰是有鲜活的人和故事的历史作品 。
那么历史非虚构写作只是历史的“搬运工”吗？仇鹿鸣认为历史非虚构写作也需要一定的专业性要求 。一位历史的非虚构写作者需要拥有一定的专业研究才能，有能力帮助公众发掘一些比较新颖的史料，也对各种历史假说的真伪拥有判辨能力，不然作品容易沦为满足公众趣味的猎奇之作 。
近年来国际上涌现出一批面向大众的世界史著作，其中不少被引进到了中国 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国外非虚构的历史写作者之中，相当一部分都拥有历史专业研究的背景 。仇鹿鸣坦言，杂糅前人之说、迎合公众趣味的作品在市场上或许会有一定的效果，但从长远来看是走不远的 。如果中国历史非虚构作者有一个努力的方向，对标的应该是“沃尔夫森历史奖”这样的国际历史写作奖 。
活动进行期间，有读者提问，如何在非虚构写作中把握历史想象力的界限 。阙海回应道，西方人讲“过去即异乡”（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），中国也有“古今言殊，四方谈异”的说法 。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阻隔，我们对过去的历史总是会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。写作者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？
庄子曾说“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” 。虽然相隔千年，但是今人与古人一旦达到了心意相通的时刻，就像朝暮相见一样亲近 。阙海认为，站在这样的角度上说，历史研究应该回归常识 。正是基于人类的普遍意识，以及我们对当时历史背景、历史环境的充分了解，我们才能够共情几千年前司马迁笔下的故事，也能对王莽这样的人物形成一种参照式的理解 。
延伸阅读
《祥瑞：王莽和他的时代》
作者：张向荣
出版社：世纪文景 | 上海人民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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