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就译者个体而言，在早期没有中译本的时候 ， 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一定积累了许多中国思想文化的东西 。那里可以有“存在”，可以有“有”、“无”，但是不会有“是” 。而中译本出现之后，如上所说，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一定会积累许多有关存在的认识 。这些术语及其形成的概念和认识都会影响甚至支配他们的翻译，在翻译过程中他们相互“参照”，不断重复和加深这样的概念与认识 。
此外，一些人学习西方哲学是从翻译外文著作入手的 ， 还把这看作是进入西方哲学的途径 。有些翻译甚至是为了读懂它 。这样，许多译著并不是研究的结果，而是学习的产物 。译者最后以译著而成为名家 ， 因为名著传播了译者的名字，但翻译中的问题也随着译著深入人心 。一个人第一次把自己的翻译变成印刷符号的时候，他或她可能还会有些沾沾自喜 。但是，对于翻译中的错误，他或她并没有清楚的认识，甚至没有意识 。翻译还会继续，由于各种原因，也许第一次翻译错了，以后永远都是错的 。我是研究者，也做过翻译 。我懂得翻译的艰辛，也尊重译者的工作，但是我知道，诉诸权威或大众绝不能成为考虑being的依据 。
有人曾对我说 ， 你的观点是颠覆性的，大概不会被人接受 ， 尤其是不会被译著等身的人接受 。这话说得直白，有些一针见血 。being是西方哲学中的核心概念，它的翻译若是错了，改正起来确实代价很大，一如梁存秀先生所说，牵一发而动全身 。而我的工作除了使人认识到应该如何理解being之外 ， 似乎还会使人隐隐感到：已有的理解要重新理解，已有的翻译要重新翻译 。假如这确实会得罪一些人 ， 我只能借用达米特的话说：“我不道歉 。”在这一点上，我敬佩王太庆先生和汪子嵩先生 ， 他们晚年的工作表明，他们是实实在在地重新翻译和重新理解西方哲学 。
being的研究不是单纯的翻译
近年来在开会和讲学时常有人问我 ， 还在研究being问题吗（哪）？（?。┯行┤吮硐殖龉匦摹⒐刈? ，也有人透着调侃 。有人对我研究being多少有些不理解 。在他们看来，你研究逻辑，也研究分析哲学，而being的研究属于形而上学，后者似乎与逻辑没有什么关系，至少与分析哲学没有什么关系 。对此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。
1992年 ， 我在相关研究中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叫《“是”的逻辑研究》 。我常说，being乃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核心概念 ， 也是他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，二者字面上就是相通的 。因而在有关being的研究中 ， 逻辑与哲学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 。看不到这一点，形而上学研究是不得要领的 。
2003年 ， 我出版了《“是”与“真”——形而上学的基石》一书，明确使“是”与“真”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 。这是一个清晰的思路 。在传统哲学中 ， “是”与“真”体现了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，二者又可以是对应的，因而人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去探讨形而上学问题，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理解形而上学 。这个思路提供了一条理解形而上学的新的有益途径 。新，指的是它与以往“存在”和“真理”的理解不同 ， 后者不仅有问题，而且相互无法产生联系 ， 至少字面上看不出有什么联系 。有益，指的是它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西方哲学 。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哲学中有关being的讨论，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分析哲学中有关truth的讨论 。比如，为什么传统哲学中being是核心概念，而在分析哲学中truth是核心概念？不仅如此，这一思路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哲学史一种从being到truth的发展和转变 。因此，有关being的研究不是单纯的翻译问题，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 。正是从being与truth的联系之中，可以看到西方哲学，特别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和主线，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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