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书生以杀人为业是迫不得已的事情，曾国藩就曾称自己带兵为择术不慎 。左宗棠也是如此，咸丰十年奉诏即戎，虽然他曾立志要尽平生之心，轰烈做一场，但并不愿久历兵间 。早在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，他就表示东南肃清后，当作归计；同治五年，更说“颇厌兵事，故急思脱身……作归田之计”（《左宗棠全集·家书》，第109页》） 。然而，报答君恩之念以及儒者担当世运的使命感，令他欲罢不能 。朝廷每有督办军务之命，他总是欣然应诺，毫不推脱 。同治五年，已顺利剿除太平天国余部的他，非常厌倦经年的战事，刚想脱身，好好休息，却突然接到调督陕甘镇压捻回的命令 。他自知西征艰阻万分，人人望而却步，但愿意一力承担，为朝廷分忧 。在家书中，他说：“吾移督关陇，有代为忧者，有快心者，有料其必了此事者，有怪其迟久无功者，吾概不以介意 。天下事总要人干，国家不可无陕甘，陕甘不可无总督 。一介书生，数年任兼圻，岂可避难就易哉！”对左宗棠如此勇于担当，曾国藩曾以钦佩之心对人说：“此时西陲之任，倘左君舍去，无论我不能为之继，即起胡文忠于九原，恐亦不能为之继也！”（陈其元：《庸闲斋笔记》，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97页）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，法国侵略越南，清廷谕令李鸿章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，李鸿章不仅不愿去，还向人抱怨说：“若以鄙人素尚知兵，则白头戍边，未免以珠弹雀，枢府调度如此轻率，殊为寒心 。”（《李鸿章全集》第5册，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2793页）可是，左宗棠则不同 。他看到李鸿章甩手不干，枢部束手，就调兵遣将，自请赴滇、粤督师 。七十二岁高龄了，还雄心不已，壮怀激烈 。这就是左宗棠，一个清王朝的“孤忠可托”之臣 。然而，造化弄人，左宗棠对外积极主战，在中法战争前线，临死前，他还连呼“娃子们出队，出队，我还要打”，却始终未得一战；而李鸿章最怕对外作战，偏偏让他碰上中日甲午战争，结果声名扫地，为世人所唾骂 。有人据此评论左福命较优，其实不尽然 。杨昌濬曾恭维左宗棠说：“洋人怕中堂 。”左答曰：“此言那可靠 。我初以四品京堂打浙江长毛，非他们怕我 。打陕甘回子，打新疆回子，都非他们怕我 。还是要打，怕是打出来的 。”
左宗棠能打仗，敢打仗，自称“粗鄙武夫”，其一生最主要的活动——镇压太平天国、捻军、回民起义及收复新疆，均为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征战 。这些在有关左宗棠的传记中都是重头戏，新近出版的左景伊著《我的曾祖左宗棠》中也浓墨重彩，多有淋漓尽致的叙述 。但左宗棠毕竟不是只知杀戮攻伐的赳赳武夫，而是抱持名教圣道的经世之儒，有重建社会价值和社会秩序的意识和自觉 。所以，每收复一地，必招徕抚绥，兴教劝学，造福当地百姓，留下了许多惠民、便民之政 。其中最著名的是在西北大量植树，世称左公柳，有诗赞曰：“大将筹边尚未还，湖湘子弟满天山；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 。”然而，更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，非常重视中国的边防建设 。众议弃新疆，他力持不可，舆榇出关，亲自率兵收复新疆 。之后，又多次奏请建省，终于得到清廷允准，确保西北臂指相联，形势完整，稳固了中国的西北边防 。对台湾，他认为是海防重地，为七省门户，关系全局，早在同治年间他任闽浙总督时，即派要员前往治理；到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，他临死前不到一个月，仍念念不忘，奏请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 。四个月后，清廷准其所请，台湾建省，但左宗棠已去世了，没能亲眼目睹 。一般认为左宗棠是所谓的塞防派，但其实他塞防、海防并重，保住了中国东南和西北的战略要地，因此，后来有历史学家评价他是自唐太宗以后，对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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